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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连打多“虎”！开年反腐不寻常******
中新网北京1月7日电(记者 阚枫)2023年的开年“打虎”，比以往来得更猛烈一些。
6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接连发布三条官员被查信息，分别是山东省青岛市政协主席汲斌昌，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泽华，以及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雪峰。
三人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三人均为中管干部，其中汲斌昌、王雪峰为副省级干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截图在任上落马的他，曾参加电视问政节目
上述三人中，山东省青岛市政协主席汲斌昌是在任上被查。
汲斌昌1963年11月出生，山东昌邑人。公开信息显示，汲斌昌在经济领域工作多年，他1986年从四川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毕业后，进入山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2000年任副主任。
此后，他曾任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山东省经信委主任，山东省工信厅厅长等职。2020年6月，汲斌昌出任山东省副省长，去年4月，他当选青岛市政协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时任山东省工信厅厅长的汲斌昌曾参加山东广播电视台《问政山东》节目，面对相关工业园区搬迁拖延问题，汲斌昌当场承诺：搬迁工作不能如期完成，我辞职。
《问政山东》节目截图今次被查之前，近日，汲斌昌还有密集的公开活动。今年元旦当天，在青岛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闭幕会上，作为政协主席的汲斌昌在讲话中称，要在强基固本建队伍上更过硬，坚持一流标准、锤炼一流作风、干出一流业绩，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退休多年后，他们还是落马了
上述三名同日官宣被查的中管干部中，两名退休的“老虎”也颇受关注，曾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的何泽华已经卸任9年，曾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雪峰已经卸任5年。
从公开信息来看，何泽华曾在烟草系统任职20多年，曾任江苏省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后任安徽中烟工业公司总经理。2003年7月，何泽华担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直到2014年3月卸任。
10年前，2012年9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任上的何泽华曾在全国地市级局(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党性修养、理想信念、作风建设专题培训班上为学员作专题辅导。他提到，党员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利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常存感恩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敬畏之心，解决好用权、用钱、用人等问题，要处理好做人、做事、做官的关系，正正派派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官。
另一位被查的“老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雪峰，其任职履历一直都在河北，他曾任河北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唐山市委书记等职，这期间，从2001年到2010年，王雪峰有10年纪检系统的任职经历，先后任河北省纪委常委、秘书长、副书记、监察厅厅长等。
2010年8月，王雪峰调任唐山市委书记，次年1月，他卸任监察厅厅长一职，当时，接替王雪峰担任此职的是原省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马玉蝉。
2021年7月，河北省纪委监委通报称，已经退休两年多的河北省纪委原副书记马玉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强烈的警示震慑信号
再过几天，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将召开，下一阶段的反腐会有哪些新动向，备受瞩目。
新年开启的第6天，官方接连公布三名中管干部被查的消息，此外，当天，最高检发布消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毅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受贿5.4亿余元的辽宁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文喜一审被判死缓，法院明确，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023年1月6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辽宁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文喜受贿一案。图片来源：泰安中院微信公众号新年伊始，官员被查、被诉、获刑的消息高密度发布，无疑释放出了强烈的警示震慑信号。
就在舆论热议“接连打虎”之际，6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还发布消息，四集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将于7日至10日播出。据介绍，专题片共选取12个案例，采访纪检监察干部、有关审查调查对象及涉案人员、干部群众100多人，生动讲述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故事。
6日傍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题为《开年连打三虎 反腐一刻不停》的评论文章。文章称，当前打下一只只“老虎”、严肃处理违纪违法干部，印证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党也以实际行动说明，“两个永远在路上”决不是一句空话。谁也不要有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反腐败高压态势始终如一，严的基调毫不动摇。(完)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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